现代人都称螃蟹是一种难得的美食，但从螃蟹的外表来看，如果没有第一个不怕死的先行品尝者，又有多少人会将其视作美味呢？古镇人做灯也是一样，袁玉满从香港买回一盏小壁灯，通过加工模仿，后来成批生产赚了钱。于是，许多古镇人就开始跟风效仿。如果袁玉满一开始便失败了，可能“中国灯饰之都”的历史将要改写。
20世纪七十年代，欧、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于环境压力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，逐渐将制造业基地向亚太地区转移。韩国、新加坡和我国香港、台湾等地区抓住了这一机遇，主动承接欧、美国家的产业转移。于是，四地经济飞速发展，成为了亚洲“四小龙”。
当时，中国内地还处于“闭关锁国”的状态，“阶级斗争”取代了“经济建设”；“学习雷锋”取代了“学习文化”；交白卷的学生张铁生居然成了“民族英雄”；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成了各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；“批林要批孔，斩草要除根”、“造反有理”、“老子越穷越光荣”和“读书越多越反动”几乎成了国人的口头禅。全国上下无不忙于政治运动，田地荒芜，学校罢课，学生四处串联打右派，知识分子大多锒铛入狱，为民请命的干部要进农场改造思想，公、检、法被造反派组织的革命委员会所取代。此时，国力贫乏，百姓的疾苦几乎回到了秦始皇修长城的岁月，中华民族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泥潭之中。由于难耐贫穷，古镇人像邻近沿海的其它地区的老百姓一样，开始纷纷出逃港澳或海外。
荒唐的岁月终于结束了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国家开始拨乱反正，并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。不久，毗邻香港的小渔村深圳，和毗邻澳门的珠海变成了中国的特区，历来作为海防前线的东莞、中山等地被港商、台商视为进入大陆的第一块试验田。大陆廉价的土地和劳力，加上各地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热衷，使前来大陆投资办厂的港台客商看到了希望，他们就像一群淘金客，跨过罗湖桥，来到珠江的东岸安营扎寨。
深默了近千年的古镇人，终于等来一次自我表现的机会。
80年代初期，中山、东莞等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农民，他们进出香港再也不需要偷渡过关了。于是，两地人民可以走亲访友和贸易往来了。
1982年秋天，古镇镇海洲村的农民袁达光和袁玉满两位去香港探亲，借机向亲友取经。香港的一位亲戚告诉他们，做灯很赚钱。在亲戚的指点下，他俩很快就在香港找到了一家卖灯的商场。商场内琳琅满目的灯饰吸引了他们，由于口袋里的钱不多，他们只好花37元港币将挂在墙壁上的一盏小壁灯买下。其实，这样的玻璃灯只是用一块铁皮夹着两块玻璃而已，非常低档，对于今天的古镇人来说，就是掉到路上也无人去捡。可这盏灯对于当时的袁达光和袁玉满来说，简值是如获至宝，考虑到乘船拥挤，袁玉满干脆脱下自己平时舍不得穿的中山装外套，就像包婴儿一样将灯包了起来，搂到怀里，一直抱到家里才打开。就是这盏壁灯的出现，改写了古镇的历史。
灯具美图：
